曾凡华，作家、诗人、编剧。湖南溆浦人。历任解放军报社文化部主任、解放军报长征出版社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会长。著有诗集《洞庭军号》《辽远的地平线》《士兵的维纳斯》，散文诗集《绿雪·野性的土地》，散文集《月蚀》，长篇小说《碧血黄花》，中篇小说《桐花雨》，长篇报告文学《最后一战》《牺盟·牺盟》等。作品《最后一战》《韶山红松》《政委上山来》等被翻译成日文、英文、法文。
沅水是湖南四大水系“湘、资、沅、澧”之一，我出生的山城就坐落在沅水边。童年的印象里，沅水是很窄的，窄得容不下上游的充沛水量，以致经常漫过河堤，浸入家门。小老乡王跃文的小说《漫水》实有其地，那是个常被水漫的山乡。记得有一年发大水，淹进我家二楼，我和奶奶是被民兵的“木划子”救出来的。在船上，放眼望去，我才发现此刻的沅水之宽阔。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沅水上游一个叫安江的地方念书，常常穿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任教的安江农校去沅水河里游泳。游泳之后，爱坐在岸边望着沅水发呆。这一段沅水也是窄的，因窄而使得水流湍急，奔腾叫嚣似胸有大志而不得施展，急着去寻出头的地方。
我的从军纯属偶然：是一位当地驻军的班长找到我，说我二胡、小提琴拉得好，文章也写得好，参军去他们演出队当乐手、搞创作如何？我说要等着考大学。他笑着说，大学一时半会儿是考不了了，先当兵再说吧。
一切都顺利通过，我当了兵，留在了当地的军分区独立营。被断了大学梦的我，从此走进了解放军这个大学校，如同那条窄窄的沅水，跳出了大山的怀抱，见识到沅水流注的洞庭湖之浩渺与广阔。
提干回家探亲的那年，穿上了“四个兜”军装的我意气飞扬，故乡那条窄窄的沅水，也在我的眼里变得宽绰而越来越有魅力了。
我从副班长，一下子提到军区当了文化干事，心里便开始膨胀起来，对自己写的节目、剧本越来越自信，甚至连广州军区专业团体导演的意见都有些听不入耳。一次去大军区会演，我自鸣得意创作的一部四幕歌剧，演出后反响平平，这令我大失所望。我将剧本送给全军一位著名剧作家征求意见，期望他能给予好评，可他看后只淡淡地说了句：“你恐怕要从戏剧的基本结构学起……”
当头一瓢凉水，让我从此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决心从头学起，掌握好戏剧结构这门大学问。我开始“恶补”，几乎是手不释卷，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里。这也养成了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找本书读的习惯。如今虽年过古稀，无论是上飞机、坐高铁，都要买本书来读。渐渐地，我发现书中的点点滴滴最后也能汇聚成河，一如沅水源头无数窄小的溪流，能聚合成湖南的第二大河，最后流注于洞庭，形成八百里波涌之势。
在“水天一色，风月无边”的洞庭湖，我写出了第一部诗集《洞庭军号》，经过湘籍老诗人未央的润色，得以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曾是志愿军的未央，因一首《祖国啊我回来了》的诗而一举成名，他与当时还是女大学生的夫人之间所发生的爱情故事，也在坊间传诵一时。
此后，我为了采写长篇纪实文学《湘西大剿匪》，再次回到“安江凼凼”，在专署所在地大畲坪，采访过“女土匪”黄玉姣，她因为一部写湘西剿匪的书里写到她的“匪行”，致使她数度入狱，饱受磨难。
其实她本是芷江城里一个师范生，因嫁给“大土匪”曾西胡子而成为“土匪婆”。其实“曾西胡子”曾庆元也是投诚反正人员。黄玉姣每每提起这些陈年往事，总是眼含热泪、欲说还休……由此可见“文章千古事，一字可杀人”之不虚。
《洞庭军号》的样书，是我在午夜的长沙火车站看到的。当时，我作为战地记者，从云南完成任务后回北京路过长沙。出版社的老社长黄起衰带着儿子特意赶到站台送样书。这位被出版界誉为“老黄牛”的“全国劳动模范”拖着病体夜半到车站送书的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此后不久，我便听到了他离世的消息……之后我也任过两个出版社的总编，总想以他为榜样，为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出几本像样的书，但往往被“经济效益”所制约而放弃了初衷，这不能不说是毕生的憾事。
前苏联作家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洛夫说：“世界上任何奇观和美景都不能代替故乡一座平淡无奇的山冈，一湾小河……”
流经故乡的沅水，在我的眼里自然是很美的，是世上任何奇观美景所不能比拟的。这时宽时窄的故乡之河，如今仍让我梦绕魂牵。多少个童年的夏夜，都与沅水上那座浮桥相联……
三岁那年，姐姐背我过浮桥去对岸河堤上拾野菜，踏空了一块桥板，双双落进沅河里，是河边一位涮衣的漂母，费大力将姐姐救起，拉出水面时，才发现她的辫子上还吊着个我。为此，我母亲还连着几天敲着破铜盆，到沅水边为我招魂。
也许从那时起，我的魂就掉在沅水里了，以至于成年之后，常常在梦境中重复这一“沅水之劫”。但童年的我，对沅水从不记仇，总愿与沅水相伴。
夏季的夜晚，我几乎都是在横亘于沅水的浮桥上度过的。伴着满天星斗，我在桥板上铺上草席，摇一把蒲扇，混进乖凉的大人堆里，听打渔鼓的瞎子说“水浒”，听邻居大伯讲“聊斋”。中夜暑褪，凉风习习，间或有渔火点缀江面，有悠悠箫笛声从河岸吊脚楼里逸出。这种童年的文化沉积，便是培育我“文学种子”的温床。
回想起来，这种小城生活的丰富多彩，比起谨严、刻板的现代都市生活来说，似乎对儿童的身心发育更为有益。我出生的那个沅水边的小城，当时是湘西地区文化气息较活跃的一域。老作家沈从文先生对此曾有过一段评介：“溆浦地方在湘西文化水准特别高，读书人特别多，不靠洪江的商务——蔗糖和橘子园的出产，此外便是几个热心地方教育的人。女子教育的基础，是个向姓女子做成的（即向警予），史学家向达，经济学家武堉干，出版家舒新城，同是溆浦人。”
向警予创办的小学校就在沅水河畔。校园中心那棵摩天的大樟树，是我和儿时伙伴们掏鸟窝的去处。当时这里叫二完小，而我就读的一完小则设在圣庙山上的孔庙内。大成殿的恢宏苍凉，“文武百官在此下马”碑刻的古朴遒劲，以及山门前凌空而立的八角亭的装饰古画，都给童年时代的我，造成了一种文化氛围。
故乡这种文化氛围，深深烙印在我以后的创作活动中。我的许多文学作品，无论是否乡土题材，都无不笼罩着一种特有的气息，这大概与少年时代沅水之畔的文学艺术启蒙活动有关，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连雨季变得浑浊苦涩的沅水，我喝起来也是甜的……
少年时代的我，生性沉静而爱好广泛：美术、音乐、文学都想涉猎，而且都学得较专心，爱得较深切。一幅沅水河畔的写生画在县里获了奖，一把五毛钱买来的二胡，使我能走上舞台独奏《二泉映月》等名曲，一篇写抗旱的散文，在学校作文比赛中拿了第一……这些少年时期的文学艺术活动都是相通的、相辅相成的，对一个作家气质的形成至关重要。
我曾在一篇谈写作体会的文中说到，由于童年的文化熏陶，我似乎对大自然美的物事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故在作品中特别注重其美学价值。
故乡的美无处不在。我栖居的那个山城四季多雨，雨中的街巷是寂寞而令人感伤的。凝望着檐溜织起的水幕，聆听着水幕中偶尔传来的“钉鞋”——一种类似拖鞋而鞋底布满乳头状铁钉的雨鞋，敲击青石街面所发出“的的”声，心里往往产生一种需要表达、需要抒发的冲动。以后，我将此称作自己的“文学创作情结”，正是这种“情结”的影响，使我在从事各类工作时，总将“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并孜孜以求。我的诗集《爱的独白》里便有许多童年、少年的感喟和咏叹；我的中篇小说《桐花雨》里，更多地穿插了自身情感经历的片羽散鳞。
小城物质生活原菲薄和经常的下乡助农劳作，使我体验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也感悟到故乡民风的淳朴诚笃、人性的善良纯厚，从而在我天真未凿的童心中植入了真善美的基因。
学校放寒暑假时，我常去乡下的干娘家住一些时日。乡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山民的美好心灵。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乡下伢儿扶我骑上牛背而自己打着光脚板牵着牛走向露水满盈草坡时的情状，也忘不了西瓜园里守夜时与乡下妹伢一同踩着草绳荡秋千的场面。我想，人生有这么一段金色的岁月实在是一种幸事，尽管这些岁月艰辛而苦涩，但正是这种甘甜中的苦，使我领略到什么是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法国哲学家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觅家园。”我以为文学亦如是，也是怀着一种童年的冲动去寻觅精神的乐园。这一点，似无关乎个人视野的宽与窄，一如我怀着乡愁去观照沅水的时候，它的宽窄，就会随着我的情感而发生变异……